在去医院看感冒估计没有一两百块钱是出不来的。?
  那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国家也看到人民群众的不满,所以国家要控制药品的价格,就对外公布基本用药的降价名单,现在发改委已经连续20多次向全社会公布,但每公布一次名单内这个药品就不见了。在医院里还有一种奇怪的事情,一种抗生素可能有四五六个名字,美国等很多发达国家一年也就上市8-10种新药,并且有很多的规定。我国在这个领域直到现在还是控制得非常的宽松,2005年一年国家上市了1万多种新药,所以这才有后来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原局长被判极刑的结果。实际上这人贪污数额也不是特别巨大,但是情节特别严重。为了加强管理,现在又把食品药品监督局划归卫生部领导,但这不是改变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事业单位的改革,也就是医院、学校、文化团体到底怎么运行?如果找不到合理机制的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现在的医疗问题是由于一个体制机制的问题,造成了老百姓不满意,业内人士也不满意。很多医生开两会期间的意见很大,我们是一个医生,哪个国家的医生不是一个较好的阶层,有较好的收入,我们上大学还比你们多上几年呢。现在的报纸把我们都写成黑衣魔鬼,春节收到的短信都写“白衣天使黑心肠”,这是一个什么社会。其实这不是一个人工作作风和道德水平的问题,而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如果机制不发生变化,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整个事业单位非盈利机构的改革,是比国有企业改革还要艰巨的社会任务。在给群众提供廉价、快捷、较好的服务的前提下,还要给它们一个自我发展的空间,能够按照自己的能力继续发展,而且要给业内人员符合劳动法贡献和人力资本水平的工资待遇。在这样么的条件下,建立一个机制来实现这些目标谈何容易??
四、社会管理与社区建设?
  我国过去的社会建设管理体制的基础是单位组织,单位组织是一种特殊的组织,不只管工作而且管生活。在这样的体制下,过去我国是通过估户籍制度、单位制度、档案制度把每一个人固定在一个位置,便于社会控制和管理。但是这种体制也带来了效率问题,改革以后要改变这种状况,所以实行了住房的自有化、聘任制、社会保障从单位化向社会化的转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基层问题在基层解决不了。?
  过去我们单位有一种职能,要所有的问题要在基层解决,不能把这个问题推到社会上去。但是现在按照调查数据,全国城镇从业人员60%多是不在单位,很难管理。以前政府习惯发红头文件,往下传达政策,但是现在这个办法不灵了,因为“单位”覆盖的人群越来越少。还有一些基层问题,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单位发生争执没有人解决,打官司成本太高,所以就去上访,这样北京的压力就很大。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老百姓的眼中信访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宗教组织的扰乱都差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个人的支持力量向社会转移,大家有困难更多的是想到私人的关系网。现在大家形成的习惯是孩子的入托、上学、找工作或者是难的问题,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一个朋友,觉得私人的关系更能够快捷、成功地解决问题,从而造成社会交易成本非常高。?
  现在搞新的社会管理转变,要理解社会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按照我们的调查,只有一种力量有可能替代和弥补单位的弱化,这就是社区。社区被群众认为是最大的社会支持力量,所以我们说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发生了转变,过去是以单位为基础,现在以单位和社区共同作为基础。这样,社区工作就必须专业化,每个单位都想在社区建立自己的工作平台,因为这是覆盖全社会的唯一网络。专业化就是吸收高学历的人从事这项工作,如何吸收呢?就是给他一个合适的工资水平,现在大城市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大概每月2000-3000块钱,这样就能吸收一些大学生工作。但这还不够,因为社区工作还不是公务员,是居民自治组织,身份没有被明确。所以要明确他们的身份,现在新设立了一个叫社会工作师的职称;同时干部选拔有两条路,一个是单位推荐,一个是从基层组织选拔,给社区工作人员一个未来发展的前景。而且现在规定以后公务员必须要有基层工作的经验,这样鼓励他们去基层工作。现在搞社会建设要培养大量的懂得社会如何运行和善于进行社会管理的人才和队伍。社会建设不是一个空口号,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用新思路去解决,像小平同志说的现在要大胆地闯和探索,不是我们什么都定型了,要探索新的道路,才能支撑我们未来二三十年沿着持续快速的道路向前发展。?
论坛互动?
  陈实:非常感谢李教授的演讲,让我们一不留神就享受了政治局的待遇。刚刚大家都领略了李教授的风采,其实他没有讲完,有一个中国经验的总结还没有讲。李教授结合了当前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社会问题讲述了我们整个中国碰到的状况,以及解决的办法和思路,我觉得讲得非常好。现在按照惯例和李教授进行互动,我希望大家在提问题的时候简单简洁一些。?
  提问1:您好李教授,听您讲完之后我感觉社会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我作为社会老百姓,比如我来到这里向您学习,通过讲座和自己的生活结合,现在的楼市这么贵,我是否选择买房?现在工作这么远,是否应该选择买车?这应该都可以去结合的。可能我这个问题比较肤浅,但都是比较实际的,以后我们如何具体地感受国家的变化和社会建设带给我们的一些好处??
  李培林:根据大家一般的预期,汽车的价格随着需求的扩大,同样质量的肯定价格会不断下降,但是住房的价格我想大家一般的预期还是要快速增长。从政府的角度来讲,由于群众的意见很大,估计近期会有一些措施出台来平抑房价的问题。应当说我们不希望房价有太大的回落,如果股市崩溃的话对经济也会产生损害,但起码不能造成住房过快增长的预期,这些预期就会形成资产的泡沫,使一些人把住房当做投资而不是生活的需求看待。如果你买房的话可以再继续看一看房价的变化趋势,现在并不一定是一个急于入市的时期。?
  提问2:我想问一下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问题。这几年都是一个人口出生的高峰,过了这一段,80后人口生育下一代的高峰下降之后,到什么临界点是开放生育政策比较好的时机?有的专家是2010年之后放开比较合适,如果在5年之后放开是否可能会更好一些,您做这个预测的时候,有没有具体的年限??
  李培林:现在在学界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学者,对呼吁计划生育适当放开比较强烈,认为如果现在不放开的话,以后老龄化的人口情况会非常严重。到2015年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出现下降的局面,而且那个点也会出现老龄化快速增加。现在每年净增的人口接近700万,相当于香港的人口,这也是一个较大的人口压力。在这方面很多人也有不同的看法,现代人的预期寿命都延长了,不要怕劳动力短缺,很多地方的措施是把退休年龄延长了。现在规定是女的55岁退,男的60岁,但是现代人55岁还是身强力壮的。我想短期内完全放开的风险还是很大的,人口一旦快速地大量增加,GDP的增长有一块是用于人口的增长,然后才是平均水平的提高。我们在控制人口上花了很大力气,甚至受到国际上的批评我们才把人口稳定下来,所以不能轻易动这个。现在基本的政策还是叫维持生育水平,但是允许很多地方采取了灵活的政策,有的省叫“双独”,有的地方甚至实行了“单独”,一个独生子女结婚以后就可以生两个。总的来讲,还是要继续维持计划生育的政策。?
  提问3:听完李老师的讲话非常地兴奋,我们国家现在不差钱,老百姓不敢花钱,您从北京来,从思想智囊团的高端来,能给我们一点兴奋的东西,咱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会不会有点新的机会或者是苗头??
  李培林:现在国际上对我们的批评比较多,认为我们是威权国家。我是这样看的,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谨慎?到底大家期望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现在我们看东方国家,整个民主传统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很多东方国家实现了较快的经济增长,比如说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快速的变化,这些地方表面是民主,但实际上和西方的民主还是不一样的。像李光耀也是被看成是威权人物的,一个政党都是执政了三四十年的,李光耀在新加坡自己出钱造了一个反对党,但实际上对他的执政也没有产生很大的威胁。日本是最早进入现代化的国家,自民党也是执政了几十年,同时民主实验在台湾产生了结果。台湾是原来亚洲四小龙之首,现在他的发展水平已经低于韩国了。所以民主化的推进确实要谨慎,中国13亿人口大国,搞不好也是群雄四起,内乱和纷争。但与此同时,不应该放弃这方面的大胆探索。我们的思路一开始是从基层民主,但是那个路线很难往上实行了。我想一方面继续完善村民直选制度的实验,另一方面从党内民主做起。小平同志一开始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很多的设想,而且力度是很大的,但由于稳定的问题,小平同志还有其他的一些想法。但是保持社会的稳定对我们的民生和经济增长都是非常重要的前提,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太理想化,我们必须把理想目标和现实利益的目标结合起来,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民主的外衣,但是让社会乱了,让群众的生活水平下降了,那这个社会不是进步就是倒退了。?
  陈实:讲到这个问题,我来提一个。你去年有一个讲话就是提出了以民主促民生,以民生提升民主,这个具体怎么讲??
  李培林:这是总结杭州的经验,杭州在解决民生问题的时候,采取了很多民主的办法,广泛吸取民意。我觉得这不是在政治体制层面上讲的,但很多做法在社会管理上很有意义。现在都倡导低碳生活,缓解交通拥挤,杭州搞了一个公共自行车,北京也搞了,但效果完全不一样。北京那里没有人使用,但是杭州变得很方便、快捷,谁都使用,其实就是运营机制的问题。北京是需要拿证件,车子骑了以后要放回原处。杭州是在实行之前广泛征求民意,让大家说怎么办,最后是基本上是免费的,用的自行车以后在任何站都可以还,用起来很方便。所以他解决民生一系列的时候,都采取的是扩大民主的方面。民主机制政府要学习,群众也要学习,而且要实践,民主是一个很重要的机制,有不同的提议。法国有一个学者20多岁的时候到美国去,他发现美国的民主和欧洲的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他说在欧洲要解决一个事情,尽管我们都是民主体制,但在英国基本上是贵族说了算,在法国是政治家说了算,在美国遇到一个事情不能解决的时候,人们就成立一个社会组织解决这个事情,所以民主有各种方式。我们还要探索适合民生的方式,民主是为了增加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是降低福利的最大化。?
  提问4:感谢李教授这么精彩的演讲。刚才听到李教授在讲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率是60%,和国家公布的84%差距大概有20个百分点,我请教李教授这个数据是怎么统计来的,方法是怎么样的??
  李培林:这个问题你是专家,因为你是就业司的比我清楚得多。我刚才说的数据是结合了政府和民间调查的数据做的估算,并不是严格的数据。调查公司每年做两万多份大学生的抽样调查,这是一个连续的数据。他们的调查是分开了大专和本科,本科要更高一点,达到51%—52%的范围。政府最早公布的是74%,8月份公布的是84%。政府公布的数据比大学公布的数据要低,各个大学公布的往往比这个还要高。现在在这个统计里面确实有一部分存在水分。统计也有这样的经验,当哪项指标和政绩挂钩比较密切的时候,就会有水分。大学也是这样,现在的就业率被教委作为衡量大学招生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就业率达不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第二年允许招生的数额就会减少。但是具体情况我们又不知道,所以我们结合了市场调查做了一个估算,大概在60%多,这个和在地方做的抽样调查也差